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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话风上形式主义的八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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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报纸文摘《文风话风上的形式主义是社会公害》上的文章,也有同感。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1月19日上午10时30分写道,要明确提出要解放思想,解放文体。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时就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了。电视一开,所有的会议就召开了。会议太多,文章太多,演讲太多,重复太多,新语言也不多。”现在,16、7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根据作者的观察,当前文体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第一,文山遇海泛滥。在许多地方,会议太多,文件太多,他们整天沉溺于繁文缛节,难以应付各种会议。一些领导人只是想为自己出名,并不务实。只讲形式,不讲内容;只看过程,不管结果如何。愿意参加剪彩和其他活动,追求轰动效应,不管实际效果如何。我只想让电视有图片、广播和声音,让报纸出名,让会议成为自我展示的主要形式。有些会议还尽一切可能邀请高层领导出席,花钱请明星娱乐,铺张浪费,浪费人力物力。

第二,它充满了空洞的话语,什么也没有。一些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报告和讲话、学术会议上的讲话、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太长了,每转一圈有数万字,一次讲几个小时。有些人习惯于吹牛、花言巧语、胡言乱语、纠正空话、写成千上万的话、离题、满嘴空话、乌云密布、不相干,就像一个邋遢鬼的裹脚一样,臭烘烘、又长又无趣。除了空话和废话,没有多少“干货”是人们不能阅读或听的。“理论是一大套,行动是错误的,”坐着说,只是说,而不是练习。

第三是小题大做,追逐名利。有些官员武断地夸大和夸大成绩,成绩和成就,说一件事和十件事,说一百件事,说一千件事和说一千件事。他们夸大其词,哗众取宠,渴望快速成功和即时利益,追求名利。有些人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自己,说别人做了什么就是他们做了什么,别人说了什么就是他们说了什么,别人写了什么就是他们写了什么,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归于别人,粉饰错误,争取功劳,把责任推给别人,给好消息和忧虑。

第四,没有什么是凭空而来的,也不知道。一些地方官员在上面作弊,在下面藏起来,弄虚作假,含沙射影,凭空捏造,甚至闭门造车,任意捏造,编造虚假成绩,发表报告,努力打击欺诈行为。据说已经准备好的已经做了,有些是常见的,已经安排好的已经落实。“村欺乡,乡欺县,一直到国务院”和“官员给数字,数字给官员”的奇怪形象。

五是堆砌华而不实的辞藻。现在看一些地方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有许多排比句,这些排比句雄辩、丰富多彩、脱离现实。也有一些文章和演讲并不专注于思考事物,而是专注于思考词语。它们充满了四六个句子和韵律,但是它们都是肤浅的文章,“听起来不错”是行不通的。咬一口嚼一口,死抠字眼,故意排比,胡搅蛮缠齐整,堆砌辞藻,华而不实。

六是复制和种植树木,而不是花朵。有些文章和演讲用引用代替争论,充满了相关文献的复述,在“公开”和“秘密”引用被删除后,没有自己的几个词。典型的“世界上所有文章的一份拷贝”不管有没有阅读都是一样的,不管有没有听都是一样的。使用会议来实现会议,使用文档来实现文档,使用活动来阐述活动,复制,记录旅行。

七是语言枯燥无味。一些文章和

形式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危害,但没有好处:首先,它束缚了思想;其次,它浪费时间;第三,扰乱群众;第四,它阻碍了效率。这在社会上确实是一个公共危险。让我们把思想从文风中解放出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努力改进文风,把自己从泡沫文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讲真话、讲真话、讲短话、讲白话、讲有用的话、讲自己的话,我们的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

2009年2月26日0033600336037资料来源:新华社

解放文体思维

杨春贵,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2009年1月19日来源:《学习时报》

文体形式主义正在兴起。中央政府决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双手支持。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明确地提出:用文字和语言解放思想!

景甜同志带来了一个好的开始。在他的演讲《学习时报》中,他提倡说简短的话,说口语和自己的话。他说到点子上了,非常有针对性。强调党校带头体现了“从我做起”的责任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党校要带头改进文风》发表了景甜的讲话,并按照金平同志的指示,写了一篇简短的评论,推荐了这篇讲话。今天,举行了这样一个以改进写作风格为主题的研讨会。这表明中央党校已经开始带头改进文体。令人欣慰和鼓舞。

形式主义在写作风格、演讲风格甚至会议风格上都是严肃的,而不是从今天开始。早在1992年,邓小平在他的“南方谈话”中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形式主义。电视一开,所有的会议就召开了。会议太多,文章太多,演讲太多,重复太多,新语言也不多。重复,但要简洁。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我们应该腾出时间做更多实际的事情,多做少说。”他郑重提议:“我建议抓住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了16或7年,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越来越严重。例如:“有些文章和演讲冗长、空洞、重复,充满了众所周知的一般原则,没有多少具体的、有具体目标的新词。即使是几个闪亮的词也被大量的泡沫淹没,这些泡沫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有些文章和演讲用引用代替了论证,充满了相关文献的复述,没有自己的几句话来消除“公开的”和“隐蔽的”引用,典型的“世界上所有文章的一个副本”在阅读或不阅读时是相同的,在听或不听时也是相同的。

有些文章和演讲不专注于思考事物,而是专注于思考文字。它们充满了四六个句子和韵律。闭门造车的“几个坚持”、“几个必要”和“几个深度”都是肤浅的文章,“不错”,但毫无用处。

有些文章和演讲既不真实也不合理。他们充满了“必须”和“必须”。他们居高临下,充满了花言巧语。他们没有说服力,也没有吸引力。他们满是“官方文章”。

一些学术理论文章盲目吞食各种时尚的新术语,大肆宣传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新概念,往往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人困惑。

等等,仅举几个例子,这些形式主义者有害但无益。一个束缚自己的思想,两个浪费别人的时间,三个拖延我们的事业,四个污染社会氛围,五个损害批评家的形象。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危害。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来,从自己做起,尽最大努力改进写作和演讲的风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解放思想,使我们的文章和讲话摆脱泡沫文章、官方文章、肤浅文章和一切形式主义、老套言论的束缚。大兴实事求是,开展调查研究,要求政府为人民谋福利,自主思考创新,讲真话,说真话,说短话,说白话,说有用的话,说自己的话。

说谎的写作风格极其有害

魏天夏

谬误的本质由其动机决定,其危害由群体特征和承载面的大小(参与者的数量)决定。一旦说谎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它将构成巨大的社会危害。为了理解已经成为时尚的谎言的动机和群体特征,我们不妨从分析历史上几种类型的谎言开始。在历史上,说谎的文体主要是八股、党八股、夸张文体(1958年)和林彪、“四人帮”的讲话和文章(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写作风格因其全面的表现和持续时间长而受到了明确的批评。

八股文起源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八股文的直接原因是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八股文有四种固定方式,不允许有两种方式,即“比例”(段落)固定,字数相对固定,标题固定(仅限于“四本书”),解释固定(必须根据朱Xi的《学习时报》),不允许引用孔子和孟子以外的数百本书,也不允许有作者自己的意见。由于八股文的这些局限性,过去在分析八股文时,更多的是关注其形式主义,表现为教条主义。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八篇论文作者的动机。八股文作者的总体动机是为了成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形成了一条迎合考官意图的捷径。因此,写一篇文章已经成为读者攀登的一种手段。八股文已经成为“垫脚石”,形成了八股文:作者的群体特征。写作与思想是分离的。许多学者在进入政府后仍然习惯于把“普通话”和内心的言行分开。

这种把嘴和心分开的写作风格长期以来对我们古代社会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严复在谈及此事时尖锐地指出,“丈夫写八股文并不损害国家本身,而是使世界缺乏人才。”他认为刻板印象写作有三大危害,即“阻碍智慧”、“坏头脑”和“帮助他人”(《四书集注》)。今天,“坏心”似乎是最可怕的,因为一旦一个人的心坏了,他不仅能做任何坏事,而且善于用各种谎言来掩饰自己。

另一种类似于八篇散文的说谎文体是《甘露文》。这种封建官文的动机和群体特征与八股文相似。在封建时代,人们称官职和谋职为“干禄”,因此专门为谋职或保住官职和薪水而写的文章被称为“干禄文”。为了赢得统治者的赞赏或为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写的章节剧本、书籍和句子都列在这里。这些文章,一方面是为了展示作者的才华,但更重要的是其表达的性质,表达对尚丰的忠诚和支持,以及表达与尚丰的意图和心态相一致的作者的观点和对策。因此,事物的真实性和作者最初的想法是不相关的。它突出了文章与作者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谎言、违背自己意愿的谎言和言语不可避免地会被夸大,言出必行。

"五四运动后,"只有"侮辱"、"威胁"甚至"判断"出现了,而"只有抄袭公式才能把事实上的一切搞得一团糟"(鲁迅: 《救亡决论》),这种写作风格被称为"新八股"。党内反映了“新党八股”,即“党八股”。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前两项罪名是“空话连篇,无话可说”;"装腔作势吓唬人。"前者是“欺负幼稚的人”,后者是“假装吓人”。“欺骗”和“假装”都是不诚实的。有这种问题的人被激励去“获得名声和地位”。它的群体特征是吹嘘和哗众取宠。它的危害是“扰乱革命”、“危害国家和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一段时间,由于社会氛围相对纯净,卧风未能形成气候。1957年反右运动后,说谎的趋势开始上升。赞美文章和成就文章不选择简单的语言,而是喜欢夸张的词语。有些人显然为了自身安全放弃了思考,坚持科学和真实性。尤其是在经济生活中,一种以理所当然和编造为特征的谎言开始加剧。高指标、夸张、虚假报道和谎言都不是基于客观事实,对任何能想到它们的人来说,宣传违背常识的“奇迹”似乎是眼前的现实。这不仅混淆了人们的思想和痛苦的经济后果,而且使所有人不得不品尝它们。自吹自擂风格的群体特征不仅是争夺高度,而且是公然伪造。表面上,它是为了创造一个欣欣向荣的氛围,但实际上,它是为了一个人的成就和形象而战。这种气氛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很快就从经济领域转变为政治领域。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形成了“假、大、空”的作风。

“假、大、空”的写作风格,一方面是历史上各种不良写作风格的缩影,另一方面也是林彪、“四人帮”思想的体现。林彪、“四人帮”等主张“不说谎不行”,“不说谎就失败”,“政治斗争不诚实”。林彪私立的信条:“模仿对马的善举、对人的善举、对人的善举、对人的善举、对人的善举、对人的善举是成功的关键。”还有什么是“孔子第一”、“孔子必须言出必行”、“孔子步其后尘,孔子步其后尘”。这些足以暴露他的“假的、大的和空的”把戏。他们把这篇关于别有用心的“情感问题”的文章写得尽可能大,从而在谎言、大话和空话背后隐藏着邪恶的意图。所谓“情感问题”,就是对领导、指导思想、工农士兵和革命事业的态度。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在演讲和文章中几乎用尽了所有关于“情感问题”的词语,然后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控制一切,镇压反对我们的人,从而制造了一种沉默的局面。

1967年1月,王洪稳等人煽动了所谓的“一月风暴”,并以各反叛团体的认捐会议的名义创立了“向毛主席致敬”,这立即导致了“向电力致敬”在全国的流行。随后的《向电致敬》处处遵循了第一篇文章的写作风格。《向电致敬》体现了当时写作风格的特点。书中的虚伪让人难以理解。什么是“100%听话”、“遵守每个单词”、“遵守每个单词”。当你口头上说“做”的时候,事实上,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意图,你根本就不会做。毛泽东在1957年说过,“不要夸大外国宣传”;1959年,他还警告全党说,夸夸其谈是非常危险的。他们“遵守”这些词吗?“向电致敬”中有许多词只说得好,不管是否应该执行。大词和绝对词几乎无法相比。

在这些文体的历史上,虽然它们的动机和群体特征不同,但它们的危害性是巨大的。因为虽然不同动机的负面性质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程度,不同群体特征的承载面大小也可以不同,但两个因素中的一个只要得分高,危害性就不会低。虽然八篇论文作者动机的负面性质很轻,但它的目的仅仅是寻求一个官员的职位。然而,由于作家数量众多,对人才的内伤是广泛的。林彪、“四人帮”说,虽然他们的假话没有八股文广泛,但他们的动机是十分严重的。前者积累量大,而后者破坏力强。

与目前说谎的写作风格相比,我们很容易看出它的危害不小。尽管他们的动机和消极性质各不相同

首先,它影响人们的素质。严复把八股文的危害定义为“不良心理”,说明一个不讲真话的人不可能有良好的思想素质。虽然有时不说出真相有环境原因,但不说出真相不仅会损害社会正义和社会发展,还会损害自己的良心。不讲真话的干部有时会挑战党的纪律、国家法律和社会责任。这些人的素质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在学校“写空话、套话和假话”经常得高分,如果未成年人总是在思考老师需要什么样的答案,这难道不是回到旧的八篇论文的方式吗?

第二,影响民风。不健康的社会风气肯定会被干部的思想作风所污染。干部的谎言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加速不健康的社会风气的恶化。目前,假酒、假药、假种子、假水泥、假钢铁、假香烟、假奶粉、假身份证、假文凭、夸大疗效的医疗广告和宣传文章的能力和想象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代表他人撰写和分发论文的“黑市”,伪造外国书籍和假知识,伪造学术研究等。虽然这些不能说是干部作风不良造成的,但至少后者促成了前者。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干部是社会的精英,是人民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扞卫者。当人们发现干部作风浮躁,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作虚假夸大的报道,长篇大论,会有什么感觉?希望他们遵守社会秩序的人自己也在做违法的事情,其中一些可能会生效,导致社会氛围进一步恶化。

第三,它引发了信任危机。古人曾说,“文字之所以是文字,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如果你不相信你说的话,为什么要说呢?”当虚假的气氛和做出虚假陈述的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将滑入一种无视规则、责任和无畏的状态,相互欺骗、相互伤害的情况将会频繁发生,从而使虚假成为一种习惯,听虚假的人变得麻木,或者人们在任何演讲或写作中表达怀疑和怀疑。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一个社会里,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呢?"言行之间有矛盾,这是不祥之兆。"“灾难大于没有信仰。”这些充满古老智慧的警告显然回答了说谎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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